随着各地复课复园的陆续开始，幼儿园也打开了关停数月的大门，老师再一次站在门前用灿烂的笑容迎接家长和儿童，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国学前教育历经艰辛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绩，2019年在园幼儿4713.88万人，幼儿园28.12万所，毛入园率83.4%，跨入世界学前教育先进行列。

　　在国家“公办民办”并举的既定方针指引下，民办园发展历史短，发展速度快，成绩显著。2019年民办园17.32万所，占我国幼儿园总数量的61.56%。在园幼儿达到2649.44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总数的56.21%，全国在园幼儿半数以上的孩子在民办园接受教育，民办园成为我国学前教育的主力军、顶梁柱。

　　同时，民办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存在着“培养目标模糊”“忽视教育公益性原则”“不符合法律法规”“不符合办园标准”“不符合审批程序”等等问题，规范民办园发展势在必行。通过规范，让每一所民办园都能在国家方针政策的引领下“安全优质”发展，促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规范”符合举办者的办园初衷，符合广大家长的希望，符合学前教育的本质属性。

　　鼓励引导民办园和公办园一样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是国家惠民思想的重要体现，得到广大民办园的支持和拥护，因为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绝大多数是有情怀、有爱心的人，并不是想通过办幼儿园成为经济富豪的人。当然他们也需要通过劳动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努力达到“六亿人”以上的生活标准，实现小康水平。

　　但民办普惠园收费标准太低，上级给的补贴太低，“双低”造成普惠后收费和政府补贴之和小于办园支出，很难维持幼儿园正常运转，生存艰难。

　　上级制定收费标准过低的原因在于没有合理纳入房租成本和教师工资、社保成本，更没有纳入举办者合理的利润空间。公办园培养一个孩子所需国家经费是民办普惠园收费标准基数。国家下拨给公办园全年各种经费之和(A)除以在园幼儿的数量(B)，再除以12个月，是每个孩子每月的所需费用(C), 在此基础上增加月房租成本和一定利润空间就是民办普惠园收费标准。理论收费标准与实际收费的差是政府补贴标准，因为他们共同担负“在普惠性幼儿园就读的幼儿达到80%的国家任务目标”。

　　为了推进普惠园建设，民办园同意普惠前，地方政府郑重承诺每月按在园幼儿数量给补贴。园长一算账，虽然补的钱不多，但是也能维持幼儿园运转。但笔者调查发现，部分地方的幼儿园补贴不到位，甚至有的普惠性民办园就只获得过一次补贴。

　　例如甘肃的一所民办园成为普惠园已经五年了，除去第一年补贴5万元，扣除各种税收实得3万多元以后，政府没有再给过一分钱。更有甚者，成为普惠园后，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政府补贴。上级的“钱”左等不来，右等没有，园长把领导实在问急了，最后就是一句话，政府现在“没有钱”。普惠园的名单公示了，普惠园的数字统计上报了，而普惠园应得的补贴却一分钱也没有。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

　　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是党和国家关注民生问题，促进未来发展的正确路线。入园孩子的家长是人民，广大的民办园举办者、从业人员也是人民，“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为了一部分人民的利益损害另一部分人民的利益。民办幼儿园的举办者是与儿童成长相关的利益共同体，是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考虑人民利益的共同出发点。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民办普惠园的从业、举办者是小众群体，势弱力单；大家乡里乡亲的事情不大，晚个半年一年，甚至几年都没关系，单纯强调“人民应该相信政府”。

　　国家多次明确小区配套园“必须办成公办园或普惠园”，反复强调国有资产必须为人民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唯一性原则。公共财产公共用，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小区配套园问题是久病成疾，单位间矛盾错综复杂，利益群体盘根错节，实际中政策难以落实，确实是“老大难”。但不能因为困难就不认真遵守国家反复重申的“一园一策”处理原则，不少地方简单粗暴普惠的做法仍然很突出，有些甚至存在侵犯民办园举办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例如，江西一位举办者在征求教育主管领导意见后，经过全家讨论，通过政府招标，高额租赁了一所小区配套园，认为可以干六七年，还了借贷还有点小赚头，于是借债装修办园，没想到刚干了一年多，原教育主管部门领导调走，新任领导突然通知必须成为普惠园。确定的保教费低，不但没有利益空间还要再贴钱，债务更无法偿还。这位年老的园长终日以泪洗面，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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