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研究是当今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课题。现代汉语对“话语”的释义，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分析不仅了解人们说（叙述）什么，如何说（叙述）以及所说（叙述）的话带来的社会效果，还要了解话语的意识形态意指。

　　就人大工作而言，“说（叙述）”是各级人大及代表行使权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基本功。代表“说（叙述）”的好不好、准不准、对不对，关系到基层民主政治进程，更关系到党的事业全面进步与发展。

　　如何从“话语”视角理解基层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问题？本文从时代、法治、人民、人大、代表等“五个维度”阐述了基层人大代表话语能力建设的价值意义，针对当前基层人大代表常年不说话、少说话、说错话，甚至乱说话而出现监督不到位、履职错位或缺位等现象进行检视，并深入分析问题存在的主客观原因，提出应从个人、组织、社会三大层面对提升路径做思考，以期对新时期人大工作创新的具体实践有所裨益。

　　（一）从时代维度看，强调代表话语能力是筑牢党的政治舆论场的迫切需要。话语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工作。党的十九大以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习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基层人大代表作为最基层人民群众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言人”，身份特殊，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冠以典型的政治特征，极易引起社会关注。因此，强调代表话语能力建设，规范代表言行举止，是筑牢党的政治舆论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迫切需要。

　　（二）从法治维度看，增强代表话语能力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切实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深入，党的执政方式将更多地通过法制的方式和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并通过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依照法定的民主集中制程序变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这就要求每位人大代表要有高度的行动自觉，确保自身的言行规范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不论提议案、建议，还是审议“一府一委两院”报告，亦或是服务基层改革发展稳定的具体事务，都应注重话语质量，让履职活动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中起表率作用。

　　（三）从人民维度看，提升代表话语能力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客观需要。我国宪法规定：人大代表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一名合格的人大代表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要把自己选区人民的愿望、要求、意志通过自己的履职行为转化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意志和行为，还要善于通过议案、质询、监督等多种渠道表达群众的声音，真正成为党的意志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实现有效对接的桥梁和纽带。可见，人大代表是否具备“高言值”？能否善于为民发声、勇于为民代言，直接影射出代表履职能力的高低，更是民意是否畅通的关键所在。

　　（四）从人大维度看，提高代表话语能力是推动人大制度创新的工作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社会利益愈加多元化，群众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基层人大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内容愈加宽泛复杂。这对人大制度的实践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基层人大要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自觉遵循习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重要的指示精神，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增强工作整体实效，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科学内涵达到新的高度。

　　（五）从代表维度看，关注代表话语能力是提升队伍整体素质的刚性需要。代表的言行不仅代表着个人，而是代表着国家权力机关的整体形象。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人大制度不断完善，人大代表作用日益凸显，人们对代表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代表肩负的责任愈加重大，越来越多的立法工作、政府重大决策会征求人大代表的意见。人大代表自身素质直接关系到执行职务、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水平和效果。因此，关注代表话语能力是新时期提升代表整体素质的刚性需要。

　　纵观省内外，“话语”这个话题已逐渐引起多方关注。为了详细准确地把握实况，我们以宁德市为例，通过个别访谈、查阅资料、实地考察等方式，对基层人大代表话语能力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对全省上下普遍存在的人大代表话语的适应场合、表现形式、主要特征及生动实践等共性问题进行归纳分析。

　　一般集中在各种人大会议、征求意见会、视察调研座谈会、联系选民接待会、小组议政及个人接受采访、新闻发言等场合。

　　2、对话交流式，指闭会期间参加视察、调研、执法检查、评议、专题座谈等发表的意见、建议；走访联系选民时的交流发言；以代表身份参加其他合法的政务活动室的发言。

　　3、文稿书面式，指人大代表在大会期间提出的各项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闭会期间参加代表小组活动后书写的各类情况报告及建议、意见书等；对人大工作进行专项课题研究等。

　　4、新闻宣传式，主要是各类新闻媒体（介）报道人大代表履职事迹的各类新闻稿件；以及记者见面会、新闻发布会等。

　　5、约见或询问式，即人大代表在审议报告时，对需要深入了解的情况，要求部门作出进一步说明或作出回答的语言活动。

　　（三）线、特征性。基层人大代表既身份特征明显，是一般群众，又是政治公众人物，政治性与人民性高度集中。特殊特征十分明显，工作中导向性、代表性比较强。他们在人大各种会议上的审议发言等的话语，都具有法定性。

　　2、草根性。相较于全国、省人大代表而言，其话语“草根性”明显。由于代表结构的需要，基层人大代表都来自基层一线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等，代表群众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他们的语言风格朴实，话语通俗，有的还使用“方言土语”，话风较为生动，生活气息浓厚，很“接地气”，易受老百姓欢迎。但也存在个别代表文化基础弱，词不达意的现象。

　　3、针对性。基层代表与群众面对面接触，履职素材和语库丰富，对群众的诉求和期盼熟悉，在履职发言时，对基层情况熟悉，话语针对性较强。但也存在基层代表见识面不够广，考虑问题思维相对单一，影响线、操作性。基层人大代表的话语实践还表现为提议案建议。他们来自一线，所提问题都是群众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急需解决，又无法依靠群众自身能力可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子女入学、交通、养老、医疗等很实在的“小而急”的民生问题，对解决问题的建议直接明了，操作性较强。但这些特点也决定了代表提议案建议站位不高、全局性不够等客观问题。

　　从调研情况看，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我省基层人大代表的话语水平逐步提高。以宁德市蕉城区第十一届至十七届（

　　1991—2016年）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文化程度做分析（表一）。表一：宁德市蕉城区十一至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情况表（1991-201

　　2006年召开的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实现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0”的比例。二是代表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比例逐年上升，占比从1991年的11.65%提升至2016年的52.1%，翻三番。三是基层人大代表的文化程度与社会文明程度成正比，代表基本素质基本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为人大代表综合运用话语能力提供了内在条件。

　　、话语份量的实践成果日益丰硕。从调研情况看，基层人大代表的话语应用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坚韧性，这以蕉城区

　　2017年以来会议期间收到的10人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322件议案做数据分析。我们对该区办理这些议案质量达A类且满意率100%的213件建议做抽样调查。通过查阅原件，发现这些建议书内容详实、格式规范，提建议代表考虑问题全局性、主动性较好，站位较高，操作建议针对性强，议案建议办理质量也高。又如，蕉城区某社区主干梁智文是连任该区第十四至十七届的人大代表，在当地有“建议大户”称号。他连续10年围绕“单石碑垃圾场恶臭影响城市形象及周边群众生活要求迁至城外”，提出过

　　10余条议案（建议）。由于他的执着和坚持，区政府多次协调理顺市区体制，于2011年降垃圾场成功外迁并完成原场地绿化面积200多亩，提升了蕉城北大门形象。我们再对提议案建议代表个体做进一步分析，发现能提出较高质量议案建议的代表大都来自公务员、人民教师、村主干等队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基本素质相对较高或服务群众经验足，在语言应用和文字组织方面优势明显，这为发挥代表话语份量提供了天然条件。3、话语力量的场景应用渐入佳境。从近几年全国

　　3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习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我省雷金玉、潘越、张林顺、兰平勇、章联生等代表做了发言。会议现场代表们质朴、简短而又饱含深情的发言引起了习的情感共鸣。来自宁德市福安坂中村主干雷金玉代表第一个作《打好扶贫攻坚战宁德奋力奔小康》发言，《时政新闻眼》用“我自家乡来报知家乡事”为小标题，从场景效应的角度，展现了雷金玉代表发言的语言效果。又如，福安市上白镇村村民阮培金代表的履职事迹先后于2001年8月31日被《人民日报》头版以《自觉实践三个代表》为题登载。之后，《人民政坛》《福建日报》《闽东日报》等也以《阮培金的“执拗”》《专职代表阮培金》等多角度报道他的履职实效。屏南县的陆盛彪代表向福建省人代会提交的《关于尽快制订出台福建省河岸生态建设与保护管理办法的建议》和《关于制定出台福建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实施办法的议案》等多项议案，分别被大会《议案建议摘报》刊发。由此可见，纵使是草根代表，只要积极参与话语实践，也会对地方社会事业的进步发展起到作用。三、“三种现象”检视人大代表话语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尽管基层人大代表在话语能力运用中做了一些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与新时期党和人民群众对代表能力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一些代表对人大代表职责职权定位不准，缺乏人大代表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担当。任职一届，从未发过一次言，没写过一份建议。这些代表长期甘当

　　30%-40%。”《人民代表报》也曾对“代表三年不说话”现象做专题报道。有学者认为，失语实际上就是失职。人大代表常年审议不发言，严重阻碍了民声传递，制约了民情及时上达，应引起人大系统的高度重视。二是担当不足轻言少语。从调研情况看，基层一些代表素质仍需进一步提高。有些代表主观上错误地认为人大代表并无实权，人微言轻，存在无所作为心理，常表现为话语无力、有话说不出口、说不到点子上等“当家不敢作主”情形。还有些基层人大代表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较低，存在报告听不懂、数字弄不清、政策不明了、建议提不出、材料写不好等现象。有的虽能发挥为民说话的作用，但缺乏分析问题和沟通表达的能力，发言时不敢正面直接地表达观点，隐晦含蓄，不能充分完整地表达政见，话语效果不佳。2、个体认识差异，“雷人雷语”现象时有发生。一是说话有长度无力度。代表法第八条规定代表发表意见应当遵守议事规则。地方各级人大议事规则对代表的发言明确规定：“当几个代表发言内容、意见一致时，可以联名推选一人发言”。但实际工作中我们常遇到一些“话唠代表”，在审议发言时观点繁杂、侃侃而谈，言而无物，听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有的还因政策不明、法律条款不熟，常说错话、乱说话。这不仅严重挤占其他代表发表政见机会，还影响到会议议程的正常推进。可见，代表个人文化素养直接影响到履职成效，需要在强化素质、话语方式上下工夫，让代表多讲“行话”，说精简话、讲重要话，培养清新话风。二是言行有个性无理性。

　　一部分代表只看重人大代表的法定职权和政治地位，错把代表职务当荣誉光环。行使职务时，出言不逊，任性而为。有的知法犯法，甚至违法犯罪。如，2019年7月17日，某县人大代表苏某斌酒驾被检查时，拿出人大代表证称“我是县人大代表，你们无权处置我。”试图把代表身份作为违法犯罪的“附身符”，事件被“新福建”、海峡都市报等多家媒体转载，造成负面影响，有损人大代表整体形象。究其原因，人大代表屡爆“雷语”是代表内心深处对权力不够敬畏。各级人大应引以为戒，采取措施引导端正代表言行，在提升代表话语内涵上下功夫。3、话语环境不优，“学舌胡语”现象依然存在。一是角色错位说套话。

　　有一部分代表对职权地位认识模糊，对“人大代表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不知就里。这些“糊涂代表”，常常将审议“一府两院”报告时的发言称之为“聆听学习了XX领导的工作报告”、将视察执法检查发言说成“学习取经”、将参加政府部门征求意见会时的发言称为“汇报工作”，这些客套类话语与代表身份与职责极不相称。长此以往，将导致人大监督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严重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性。二是缺乏主见爱学舌。还有一些代表在履职中缺乏主见，完全没有自我思想，不论是审议发言、还是提议案建议，往往以附和别人观点的方式存在。这种“学舌代表”“附议代表”也大有人在。以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二次会议为例，2546名代表共提出议案491件、建议批评意见8000件，平均每位代表提出议案建议数达3.33件/人（表二）。表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二次会议代表数、议案建议数、平均数

　　。受工作、生产、生活、专业的局限，代表之间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差异大，对履职内涵理解不一，加上

　　二是体制机制不完善。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代表工作制度还不够完善，代表履职管理、服务保障方面还有盲区。各级人大对代表履职行为缺乏制约手段。等等。三是环境氛围不浓厚。从人大系统看，各级人大对代表工作的关注点多数集中在丰富活动内容、创新履职方式、提高履职实效等方面，对代表话语规范、能力提升的思考关注不多，尚属新兴话题，还未达成整体认同。因此，代表话语实践的环境氛围都有待优化。四是履职尽责缺担当。话风是作风的影子。现行代表工作制度对人大代表履职成效缺乏科学的评价机制。个别代表责任意识不强、对自我要求不高、对违规过激言行旗帜不鲜明，话语表达意愿不强、动力不足，“为民代言”作风还不够严实等。这些都亟待工作中不断完善和规范。四、“三个层面”探索基层人大代表话语能力提升的“多重路径”既然，“说话”是人大代表为民履职的一项职能，既不能沉默寡言，又不能随心所欲，还要注重“说话”技巧。笔者以为，提升代表话语能力的路径不应为单一的条件路径，而应是嵌入基层代表日常工作生活的多重路径，具体应从个人、组织、社会三个层面齐发力：

　　1、强化履职作为的思想认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领导人民长期进行政权建设的经验总结。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既扮演着制度实施者、监督者、实践者的角色，又承担着人大话语传播者的身份。因此,无论是党员代表、派代表还是无党派代表，都必须牢牢树立守正创新的理念，厘清“人大职能是什么”的基础话语，“代表履职为了谁”的关键话语、“人大与人民什么关系”的核心话语。无论是参加会议、联系选民，还是说话办事、审议发言、决定事项，都要始终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行动，筑牢会言的政治立场，承担能言的谏言责任，保证话语的政治性、时代性、专业性。2、夯实话语能力素质的基础

　　。习强调：“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不会说话是表象，本质还是严重疏离群众，或是目中无人，对群众缺乏感情”。人大代表履行的职责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和程序性，既需要丰富的思想理论积淀，还需要很强的法律政策水平。因此，基层人大代表要按照习“蓄电池理论”要求，结合自身履职存在的素质不适应问题，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知识的汲取，丰富知识储备。特别是要自觉参加专业系统的培训，扩大视野和全局观念，增强管理地方事务和议政督政的能力。要增强为民履职的担当和行动自觉，增强工作在一线、服务在一线意识，加强话语能力实践。平时要积极主动参加代表小组活动，通过走访选民听取民意，调研视察集中民意，建议意见反映民意，当好民意上传、上情下达的“传声筒”。同时，在联系群众时，还要兼顾话语表达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注意说话的节奏和语气，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表达群众听得懂的道理，让履职真正成为一项有温度的事业。（二）组织层面

　　“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但对于前文所述的“五年不说话”的代表究竟应该如何处置委实无法可依。这恐怕亦是一些人大代表不说话的制度性因素。因此，上级人大应加强顶层设计，尝试出台一项既有机制压力、又有制度动力的综合型机制，填补现有法律中代表话语机制的“空白点”，促成基层代表话语用词的规范。可以参照浙江省宁波市《机关党员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的成功做法，适当划出代表言语“负面清单”，提醒代表注意说话细节，规范言行。二要健全代表话语履职的管理。各级人大要完善和规范代表回选区述职、代表履职登记、履职考核等，上级人大可以就基层代表参加活动出勤率、审议发言次数、提议案建议数等做专门研究，尝试出台一套履职评价体系，供基层参考。三要加强代表话语履职的保障。进一步细化现有工作的有关规定，确保人大代表的知情权、审议权、质询权以及在人大各种会议上发言的免责权，保证人大代表进行话语实践的时间、物质、人身安全保障，解决一些代表“不敢说”的后顾之忧。

　　2、积极创设平台机会。一要搭建话语交流平台。各级人大要以习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栗战书委员长在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以建设人大话语智库为载体，探索创新代表言论平台。建议依托“福建人大”微信公众号或“福建人大门户网站”或“人大代表履职平台”，开设一个“在线问答区”或留言板等，为代表交流提供“练兵场”。二要创设话语实践机会。要进一步完善代表联系选民制度，健全代表小组和代表联系群众活动站建设，为代表话语实践提供锻炼机会。可以参照党委组织人事部门的人才培训办法，研究一套适合基层人大代表的履职培训方案，确保代表届内轮训次数。还要优化培训方案，实施因材施教，分类指导。比如，对基础理论扎实、理解能力强的代表进行重点培训，对文化基础低、话语能力尚弱的代表进行基础培训，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培训工作，培养一支提笔能写、开口能说、阅人能辨、难事能解的代表队伍。（三）社会层面

　　1、打造话语实践的正能量场。话语是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中国话语体系如何打造》一文指出：人类一切知识都是通过

　　“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思想观念的藩篱日益突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从相对稳定发展期变为“极其活跃期”、“问题突发期”。人大代表作为政治性、公众性较强的群体人物，社会关注度高。面对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全社会要共同营造浓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氛围，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时代话语鉴别力，为代表履行职责守护线、创设话语实践的宽松环境

　　。从调研情况看，有些政府部门对代表履职工作态度淡漠，认为人大代表是找麻烦、找茬子，不配合提供相关资料，对代表视察、约见、询问推托搪塞，对代表建议、意见办理拖拉，对代表的批评反诘责难，甚至寻机打击报复。这些都不利于创设宽松有利的代表话语环境。各级党委要经常听取人大工作汇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政府及部门要重视办理代表建议，全力配合代表履职活动；宣传部门要强化社会舆论，加大对代表的宣传采访活动，增强代表进行话语实践的自豪感和成就感，营造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尊重、学习代表的浓厚氛围，增强人大代表的光荣感、使命感和归宿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