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虽然小，但是很有启发。有一个词叫醍醐灌顶，大概如此，本来有很多模糊的想法，经他一说，便清楚明了。

　　它就是《乡土中国》，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名著经典。虽是经典，读起来却很轻松。因为这本书原是费孝通1946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的讲义，后来应杂志之约，改写成了系列文章。费孝通在这本书里所做的，不是田野调差或者个案分析，而是对中国基层传统社会进行解剖。

　　虽然我们早已宣称现代化，但是还有很多传统习惯残留在我们的生活细节中。读这本书，可以看到它们的由来和原因。

　　鲁迅总是批判国民性，可是光是批判并不管用，找出其中何以至此的原因，才更科学。标题不是噱头，如若想要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形态，这本书确实帮助很大。

　　中国历来是个农业社会，老百姓大多靠土地谋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种地的人因为庄稼长在土里动不了，常常定居一处。聚居一处，便有了村子。

　　村子是中国乡下常见的聚居社群，这和美国很不一样，美国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中国甭管是三五户还是上千户总是聚村而居。

　　这样的村子往往是很封闭的，村与村之间来往很少，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形成了一种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很多乡下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远门。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没有具体目的，只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项任务而结合的社会。

　　乡土中国便是一个礼俗社会，根本用不上法律，大家都是熟人，知根知底，由传统形成的礼俗便起到了规矩的作用。

　　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太需要抽象的普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就够了。

　　他认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心智并无不同，不过是生长的环境不同，所需要面对和学习的知识不同。我们不能以城里人的知识去考乡下人，便认定他愚不可及，如果乡下人考一考你何时插秧，何时收割，可就要轮到你一无所知了。

　　对城里人来说，知识靠文字来承载，但是乡下人不识字，很多属于文盲。对此，费孝通提出了一个观点：乡下人不习文字，是因为在乡土社会中文字并没有什么作用。

　　文字是一种符号，语言也是，在乡下不一定非要把语言形成文字，在乡土社会中一个人所需要记忆的范围和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生活经验大多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力不够用，需要文字这样的外在象征，但在乡土社会中，这一切是多余的。

　　人们都说农村人自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确实不大有公共意识，费孝通试图从社会结构的格局来讨论这个问题，亦即，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自私？

　　他认为，这里“私”的问题是一个群己、人我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和西方的划法不同。

　　作者把西方的“划法”称为“团体格局”。什么意思呢？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团体内的人和团体外的人分野清楚；在团体内部，所有人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之分，那也是先规定好的。

　　我们的社会结构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费孝通认为，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比如你与你的父母是核心的关系，接着往外，是你的兄弟，祖父母，外祖父母，叔伯，舅姨，表亲戚，等等等等，从自己可以推到天下。

　　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有一个“己”作为中心，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同一团体中各分子地位相等；一方面是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

　　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西方的宗教观念，对此有很大影响。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人在神前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神对每一个人都是爱的，是一视同仁的，如果代理者（教会）违反了这些真理，代理者就失去了代理的资格，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于是发生了权利的观念。防止团体代理人滥用权力，产生了宪法。

　　中国的差序格局下的道德体系与此很不同。我们讲“仁”，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我们更看重私人关系，而没有那种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

　　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首先看的是对象和“自己”的关系，关系亲密的，一切都情有可原，关系不好的，则大讲规则。

　　费孝通说，他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还代为讳隐，更甚者，还可以向他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很是传神。

　　关于家族，费孝通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论点：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

　　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合作就够应付；如果事业很大，超过两人能负担时，叔伯兄弟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家里。

　　不过就算再大，其结构还是按照单系的差序格局来组织的。家里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

　　这和西方家庭很不一样。西方家庭中，夫妇是主轴，子女是配角，子女长大之后就离开了这个团体。夫妇以两性之间的情感最为凝合的纽带。但是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主轴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在这里，夫妇成了配轴，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有纪律，女子有三从四德，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这从《大宅门》这样的电视剧也可以看出来。

　　不但大户人家，就是乡村里的小户人家，夫妇感情也常常淡漠，他们的结合就是为了建立这么一个家，生儿育女，保持下去，男主外，女主内，分工合作，其中情感交流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