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表达了这样的焦虑——虽然信息技术把沟通的门槛降到最低，但由于长久停留在浅薄甚至虚伪的线上交往中，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正陷入更深的孤独。是啊，线上狂欢，线下孤单，说进了多少人的心坎。

　　但在新近翻译出版的《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一书中，作者南希·拜厄姆冷静地以“我们应该始终对过于简单的解释保持警惕”反驳了以上观点，并就如何看待数字媒体和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这一切，要从书中反映的两个关于互联网的日常迷思讲起。

　　提到线上自我，拜厄姆先讲了自己学生汤姆的“网恋”故事。汤姆想找个女朋友，就登录社交网站，搜索附近与他兴趣相投的女生并发去私信。很快他便开始和一位女孩聊了起来，几个小时后他们交换了电话号码，并相约共进晚餐。虽然他俩之间的化学反应是不可否认的，女孩赴约时还是带了闺蜜一同前往。那晚过后他们顺利交往，而女孩的家人直到参加汤姆的毕业典礼时还在感叹：“哇，原来你真是个研究生！”显然，女孩和她家人对汤姆的怀疑展现了许多人共同的担忧——网上认识的人大多不可信赖，甚至极有可能是危险的。

　　由于在网络上看不见彼此的身体，线上的身份总会使人感到困惑。人们会因此大肆撒谎吗？他们会去伤害妇女和儿童吗？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网络世界里的犯罪司空见惯，因为犯罪分子能轻易地通过网络乔装打扮，诱骗无辜者进入一段段虚假关系里，使他们遭受骚扰、绑架乃至进一步的伤害。但《交往在云端》则用调查数据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与熟人关系中的侵害相比，陌生人之间的侵害极为罕见，网友实施的侵害更只占后者的一小部分。年轻人在网络上遭受过真切的侵害，这一点不可否认，但对比美国前后互联网时代的数据，孩子们在新媒体上受到的伤害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有所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还有可能在网上更加真诚。例如，我们偷偷建立的微博小号、豆瓣账号，它们就像藏匿于网络的“告解室”，也是自我伸展最舒适的角落。原因在于，虽然网络上社交线索的减少降低了撒谎的成本，但分隔的时空和稀疏的线索同样也减除了社交压力，让说谎看起来并不必要。

　　数字媒体切割了自我和肉体，创造了仅停留在言语层面的无实体身份。但作者整理的研究表明，多数人在使用新媒体时的行为方式与实体自我非常一致，或者更多地，以一种不太夸张的手段在不同平台上修饰与经营着多重自我。

　　事实上，自我的多样性并不是伴随互联网而产生的。身份研究者戈夫曼就一直认为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就像面对我们在领导、亲戚、朋友不可能说一样的话。这样一幅图曾火遍微博：西装革履的中年大叔毕恭毕敬、笑容可掬地站在大家面前，而背后的梳妆镜却出卖了身着性感黑丝的另一个他。一旁的配文为：朋友圈里岁月静好，但我却在微博蹦迪。现代人何止这两幅面孔呢：知乎的我们有理有据，豆瓣的我们清新文艺，抖音的我们幽默风趣……在不同的网络平台，面对不同的人，我们可以借助不同的网名、头像、照片、隐私设置等线索来策略性地呈现多个“我”。由此可见，线上线下的自我之间也是若隐若现地延续着的。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线上虚假，线下真实”这种二元对立思考，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粗暴的判断。

　　作者拜厄姆在书中分享了自己曾经做过的一项小调查，她请受访者分别评价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和网络沟通，得到的答案大同小异：面对面沟通更私人、更亲切，因为我们不仅能听到对方在说什么，还能观察到对方的表情、动作、语气、声调，其次是打电话，至少能有声音上的满足，相比之下，网络沟通虽然方便，却最没有人情味。

　　这种结论似乎也和我们的直觉相符。毕竟中介化的交流只能承载有限的社交线索，所以人们不免对它有这样一种担忧，即线上沟通会让人际关系变得日益淡薄与匮乏，甚至引发敌对性矛盾。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拜厄姆的调查表明，经历一年左右的发展后，线上关系和线下关系的质量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事实上，即便是在看似最为贫瘠单调的纯文本媒体中，人们也在想方设法展现情感与亲近性，调动各种方式来弥补社交线索的缺失。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自己和周围人身上找到相关例子：比如年轻人把“你是不是傻”写作“你4不4洒”，以此来表达无恶意的戏谑和调侃；再比如近期流行的xswl（笑死我了）、zqsg（真情实感）、dbq（对不起）等从粉丝群体演绎出来的语言变体，也为营造友好轻松的谈话氛围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粉丝并不是盲目愚昧的“文化白痴”，相反，他们在积极地参与和消费媒体内容，也从其中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数字互动的热情与需求也在不断重塑媒体本身。开发者们回应着用户的创意，在社交媒体中开发出表情包、语音、视频等越来越丰富的交流形式，如此一来，缤纷多彩的社交线索得以通过中介进行传播。尽管中介化交流呈现出来许多新的特质，这背后还要归功于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因为无论哪种语境下，文化都在深刻地影响信息。

　　对于人们普遍担忧的另外一个问题，即线上交往增加之后，会不会造成脱离物理现实，减少线下相处的时间，拜厄姆的研究尚不足以支撑我们对此做出明确的判断。但她的调查显示，媒介使用和面对面交流的频率正向相关，即那些喜欢使用数字媒体维系社交关系的人往往是社交需求度比较高的人，也更愿意进行面对面交流。也就是说，新媒体不会用虚假的模拟来削弱或替代真实的参与。

　　当然，社交行为本身是围绕特定的文化背景展开的。拜厄姆的调查样本基本来自欧美国家，所以部分结论可能存在局限。儿童过早使用社交媒体会带来什么影响，亦不在此书的讨论范围。但我们能从以上两个迷思的探讨中，看到该书的价值——它让我们跳出惯性思维，探索更多技术与人类相互作用的更多可能。围绕关系和数字媒体的问题并不能以简单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视角来评判。技术只是起点。我们更应该看看包裹技术的社会文化，去感受两者间复杂的化学反应。又或者，也许只有当这种新技术被驯化为熟悉的事物时，我们对其社会意义的评判才能更为冷静和理性。

　　事实上，世界没有因为数字媒体的出现，单纯变得更好或者更坏，而好坏与否也不是我们讨论数字媒体的终极目标。我们期待的，是新技术和人类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正如作者所言：“当我们在谈论数字媒体时，我们实则作为个体、群体和社会在谈论我们自身。当我们通过文字、对话、隐喻、图像等方式展现这些陌生的人际交流工具时，我们也在集体讨论着人际关系究竟是什么，以及我们期待它成为什么样子。”

　　建议加快塑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打造开放、宜居的全球性城市，来吸引全球跨国企业、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

　　疫情之后的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将会呈现新的态势和发展趋势，但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本质和核心不会变。我们需要眼光向前，放眼未来，为后疫情时代做好准备。

　　疫情期间，高科技成为疫情防控的一支特殊而又关键的力量，这其中我们尤其要发挥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优势，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支撑。

　　要将广东、浙江等地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有力举措和实践经验在全国推广，各地结合实际、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真正做到全国“一盘棋”。

　　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在应对风险和挑战中受到考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集中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法律的实施会面临很多复杂情况，需要充分发挥执法者的才智。每次突发事件的发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内在规律，应对措施不仅必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还要符合突发事件的性质和规律，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

　　考虑到消费需求在我国总需求结构中的地位提升，以及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地位提升，加上每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对消费需求和服务业增长的高敏感性，此次疫情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会显著大于根据历史经验所做的分析。

　　疫情是否为在线日，教育部号召“停课不停学”，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纷纷响应，但也有一些人将此看做在线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在疫情的“拐点”还未来临之前，在线教育是否已迎来“拐点”已经成为讨论的热点。

　　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当前南南合作都处于较好的发展时期，如何把握住有利机遇，同时应对好相关挑战，应是坎帕拉首脑会议在讨论南南合作时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消除绝对贫困的主战场在农村，全面小康的突出短板在“三农”。纵观世界，资源禀赋的多少并不能主导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我们应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深刻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深入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

　　新的征程已经起步，我们要振奋精神，闻鸡起舞，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腔热情、那么一种精神，向着美好的朝阳出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

　　走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教育成就斐然。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观察中国教育的发展，从国家重大政策的演变中加强对教育事业的规律性认识，可以为中国教育的持续发展铸好磐石之基。

　　充分利用5G的技术领先优势，让5G成为媒体传播的“硬抓手”，更好地诠释优秀文化、传播精神价值，切实提高媒体传播效果。

　　如果我们可以推进全球优秀人才向中国移动，就能够快速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收入和福利上的差距。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大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力点，深刻体现了新时代的新要求和新特征。

　　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风再起的背景下，中国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方面的角色日益突显，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聚焦所在和信心与动力源。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旗帜鲜明地倡导“共同发展”价值，为反思历史、检视当下、走向未来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要对中印关系把舵定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规划中印关系百年大计，为中印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携手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赋予中印关系新的内涵。

　　70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辛探索，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