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1999年9月创刊，中共中央党校主办，面向全国，服务全党，以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

　　1985年6月至1988年6月，习同志先后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成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重要领导者、开拓者。他领导制定了厦门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探索推动了一系列开创性改革举措，积极探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道路，大力度推进生态环保工作，注重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厦门3年，习同志一心为民、严于律己，勤于工作、勤于调研，敢于担当、敢于创新，展现出对大势的科学把握和远见卓识。他深有感触地说：“厦门给了我人生许多历练。”

　　采访对象：王金水，1934年5月生，福建安溪人。1979年至1987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市政府党组书记，198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1999年10月退休。

　　习同志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第一个提到了生态问题，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是怎样重视自然生态问题的呢?今天我们来接着听听王金水的讲述。

　　王金水说，厦门有一个连着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海水可以流到城市当中来，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上世纪80年代，厦门搞特区建设，工业废水都往这个湖里排放，到了夏天臭烘烘的，苍蝇蚊子满天飞，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叫苦连天。当时我已经到市人大工作，关于这个筼筜湖怎么治理，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议。有一次万里委员长到厦门视察工作，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说：“委员长您两次到特区，厦门机场的建设也是您下决心推动的，您要经常到厦门啊!”他回答我：“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把筼筜湖治好了，我就来。”这是一句很重的话，说明筼筜湖的情况太糟糕了。

　　后来，市人大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筼筜湖治理决议。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钱——每年花1000万来清理。20多年前的1000万是天文数字，比现在几个亿还要多。这1000万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当时同志已经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他很支持这项工作，最终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共同下决心，这笔钱就从同志手上批下来了。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领导检查督促，连续3年，总共投了3000万，终于把筼筜湖治理好了。这个事情是同志与我们共同参与的，我们都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

　　在保护环境方面，我听说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寿山石资源的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国家有十大名石，福建就有两个：一个是福州的寿山石，一个是漳州华安的九龙壁。田黄是寿山石最优良品种之一，现在还有一亩多地没有开采，就是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下令不准开采，才保护下来的。

　　王金水说，同志对厦门情感很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同志是在厦门结的婚。当时我是市政府党组书记，他给我和时任市委书记邹尔均说了自己要结婚的事。他当时说：“有一个事，要跟组织报告，今天到厦门了，明天我们要结婚。”我说，这是个好事啊。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举行仪式。他说，不举办什么仪式了，就在厦门宾馆吃一个便餐。

　　当时他没有在厦门安家，住在市委宿舍，结婚那天请我们在外面吃了顿便餐。饭后，我们说民间都闹洞房，我们就去你们洞房喝茶吧。他很痛快地说：“来吧!”我们去了四个人，我一个，还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和吕拱南。他原本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就发现茶杯不够用。他们夫妇自己喝水有两个茶杯，又拿出刷牙的两个茶杯，还有两个碗，这才凑齐了六个。到门口买了一大包糖果，花了5块钱。我们还开玩笑，说我们一共四个人，你这一包糖给我们谁吃?说，不好意思，没给你们准备礼物。吕拱南说，你有礼物，你唱歌就是礼物。她说：“行，我就送你们一首歌。”于是她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后来有一种误传，说我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因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这个过程。其实他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不存在证婚不证婚。

　　他们结婚那天正好是周六，同志给我讲，周日要带去漳州的东山县看一看。第二天，司机就开着车带他们去了东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费、来回的汽油费都是他自己掏的。在30年前，他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后来我在很多场合用同志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受益终身；一个人如果养成一种坏习惯，受害终身。

　　王金水与习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特区建设初期，可以说都在疲于奔命。王金水说，那几年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少有周六周日，相互之间生活上的交往很少。但我知道，他有一种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你看他访问法国，能把法国历史上几个名人的著作一口气说出来。我曾经问他：“你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是逼出来的。他给我讲，他在同志身边当秘书的时候，不能带笔记本，开会时同志的指示也不能记录，只能凭脑袋记。他经常跑到卫生间偷偷用笔记下来，然后背，背熟了再烧掉。当时也没手机，打字机也是很原始的，一个字有几个号码，都是靠背。他的记忆力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工作很忙，只有周末偶尔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喜欢跑新华书店，我也喜欢，所以在书店就比较容易碰到他。后来我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时候，每年要到省里面开人大代表会议。而省人大开会期间，新华书店都会在会议大厅卖书。休会的时候，我经常能在卖书的地方看到他。

　　当时，同志住在图强路，我和他是邻居。来厦门的时候，早上经常去厦门宾馆的食堂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时候碰到她，就问：“怎么没有来打饭，让你来打?”说，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书，早上就起不来了。跟我说：“一看到书就‘醉’了。”所以说，埋头工作、埋头读书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还记得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见到同志。同志问他：“你什么时候到厦门当的市长?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么样了?”刘赐贵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听了他的问话很不好意思，就实话实说自己还没有去过。回来以后，他给我讲了这件事，说当时自己整个脸都红了，没想到同志当年在厦门短短3年时间，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他对厦门基层的百姓仍然如此牵挂。

　　同志很尊敬老同志，我从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唯独他在有想法的时候，要么给我打电话，要么到我办公室，来听听我的意见。后来离开厦门以后，尤其到了北京，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不是打印的，是亲自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到了第三年，我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日理万机，不能再浪费这个时间，不要再给我寄贺年卡了，我也不再给你寄了，我们互相打个电话就行了。他同意了，就没有给我寄贺年卡。但是逢年过节，都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讲很多祝福的线年他回到厦门，还在百忙当中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见面第一时间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对我们很热情。他给省委书记和北京来的各部门领导、朋友介绍我时，不说我的名字、职务，而是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老班长”。他离开厦门30年了，不仅没忘记我们，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介绍得很详细。我们听了以后很感动。

　　北京市国家治理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四期）学员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培训部主任 副教授 孙钰林